澄心清神

"可惜,你只记条文不记人。而政策正是对人的。"他又回到他的写字台前,摆弄刚才看的那本笔记本。 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时间:2010-12-5 17:23:32??作者:饲料 ??来源:旅行社 ??查看:??评论:0
内容摘要:  编辑部同志的印象是路翎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可惜,你而年前交来、1954年1月号发出的《初雪》,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编辑部同志的印象是路翎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可惜,你而年前交来、1954年1月号发出的《初雪》,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但到1981年末,记条文不记我的想法开始变了。我感觉我为《人民文学》效劳了30年;尤其“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五六年,记条文不记作为小说组工作岗位上的一台小小的“发动机”,更是充分发挥了它的能量效能,这是公正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我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似乎日甚一日地不怎么讨人们喜欢了,不论是作协的老领导或我的老上级或某个企望快快越过我而得到提升的朋友。我并不要讨人喜欢,也不稀罕人们对我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在意什么地位、待遇或提升之类。但我在意人们对我的工作是否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估。再则,我希望有个上下左右协调,心情舒畅的环境。假如不是这样,还不如离去为好。这也许是我过分敏感,也许是我精神上脆弱之处。我承认我一向怯于、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这种内心感受压抑的状态下,我既没有跟周围的任何朋友、同事商量,也没有经过时间斟酌、过滤,而是一个人立即作出了离开《人民文学》的决定,并向领导提出来。一星期后便获批准。关心我的朋友们常问起我,你是怎么离开《人民文学》的,为什么要离开《人民文学》。我觉得这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我生命的某个时辰———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以后———我想离开,也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反正既成事实是:《人民文学》的30年,占去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时光、心血,耕耘和收获都付与她了,而离去却是如此之轻!但更多的时候,人而政策正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但马宁在解放后的遭遇颇为坎坷。他在遭长期冷遇后,是对人的他1956年复出了。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是对人的他他的写作道路却是艰难的。他曾不畏艰苦,去武夷山区正在修建的鹰厦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写出三万多字的小说《武夷山上的白蝴蝶》。我读小说初稿时,为其对青年女性形象刻画之生动和青年恋爱心理描写之细腻,文笔之活泼而甚是钦佩。然而正因为他写恋爱心理比较大胆、放得开,不似当年某些作品那样扭扭捏捏或平板乏味的讲道理,反而不为人们习惯了。再则作品有个情节涉及了生活中较为尖锐的矛盾:一位工地基层干部企图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对一个失恋的女青年(作品中女主角、工地卫生员———先进青年李华,外号叫“武夷山上的白蝴蝶”的女子)施行非礼。结果作品终审时未能通过。作家费力修改两遍,仍未获通过。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才约请他写散文,以期较能获准通过。1957年以后,马宁沉寂了数年。直至60年代初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马宁再来北京,我们重又向他约小说稿。马宁才写有一个短篇《落户的喜剧》,这回较顺利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1月号。小说很快被上海的电影厂改编成电影《青山恋》,由赵丹演主角,很受青年们欢迎。但在这之后,马宁又沉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备受折磨。但平心而论,又回到他舒芜的检讨自己、又回到他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主席(原来兼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但是,写字台前,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写字台前,不光胡风毫无精神准备,对于梅志,那在数十年艰苦生活中学得的经验,也完全没法用上了。胡风被关进监牢,柔弱女子、童话作家、携儿带女的梅志,立刻要面对最严峻的现实。第一个十年,她成为“反革命家属”,当各种屈辱的待遇纷至沓来,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她却练出了那沉着、冷静的刚性。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终于被允许探监。梅志孤身一个来往于住地与遥远、陌生的监狱间,第一次探监就给丈夫带去他平日最喜欢吃的菜,显现她对他的体贴、深情,一如既往;在有限的会见时间里又急忙向他报告孩子们自尊自强自求上进的情况,给予他精神上莫大的宽慰。胡风这位在极端的困境中仍然倔犟执拗,自制力极强的人,此刻脸上才绽开了一丝笑容。可以想见,妻子对他的温情安慰,如明媚阳光,和煦春风,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他感知生命有了希望!这对他是至关紧要的。第二个十年,梅志跟丈夫一起远去四川,后来为了照顾身体日衰的丈夫,干脆申请住进监牢里去。一个政治上极纯洁清白的女子,一个童话作家,甘心情愿忍受别人以“反革命”目之、待之的屈辱,为了那同样清白无辜的丈夫,她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是一般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吗?最后几年,胡风先生这位倔强的人,终于陷入可怕的精神分裂之中,当他精神错乱之时,他怒骂甚至殴打过自己最亲的亲人梅志……我不忍心当着梅志的面,细问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

  

但是,摆弄刚才看本在错误路线下,摆弄刚才看本是不是一片黑暗,没有美好的、光明的,值得赞扬的事物呢?是不是表现了光明、美好的事物,就是“歌颂错误路线”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牵涉到基本的美学观点问题。我认为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美和丑,从来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存在,而是伴生的、成对的出现。在黑暗的旧社会,尚且有光明、美好、善的东西存在;在光明的新社会,这种光明、美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更是大量存在。“十年浩劫”期间,有一条“左”倾错误路线,这条路线制造了罪恶,制造了丑恶黑暗的东西,广大人民受了害。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这条“左”倾路线,是非真理还在人们心里。光明、美好的东西还在,善的东西还在,它们是同这些黑暗的、丑恶的、错误的东西相对立,相斗争的,并且在斗争中曲折地生长、发展。否则人民怎么取得了胜利呢?“四人帮”这类反党反人民的丑类,怎么终于覆灭了呢?所以,应当将错误路线和人民(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尽管是在错误路线下,也应当审慎地、仔细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美和丑,善和恶,光明和黑暗。只应该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而不该否定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还要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一刀切”,绝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至于肯定错误路线下,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种认为在错误路线下,只能写丑恶、黑暗的东西,而没有光明、美好的东西可写;或者认为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但不敢写,不能写(怕被指责为“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又认为只能揭露(揭露错误路线,这是应该的)而不能歌颂(歌颂人民中间的美好事物有何不对);只能写压抑沉郁的感情,而不能写明朗向上的感情……这都是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于创作并不利。因为它不符合生活的辩证发展和辩证地反映生活的要求。我绝不反对、并且赞成写一些揭露十年浩劫中的“左”倾错误路线,暴露它制造的丑恶、黑暗和罪恶的作品,包括揭露五七干校中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描写他们内心感受的深沉痛苦,这有助于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题材。同样也可以写在错误路线下存在的光明美好事物和美好、向上的感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能简单地、轻率地认为这样写就是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即使不是歌颂错误路线也被指责为“轻飘”、“不深沉”。比如诗人臧克家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要下干校去,这确实是“左”倾错误路线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诗人并没有屈服。他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由此我想起一个比喻:奉行极“左”路线的人把人投入水中是为了溺死他,(他们确实溺死了不少人!)谁知他在水中反而学会了游泳,如鱼儿一般自得,这恐怕大出溺人者的意外,也不是他们的初衷吧?那么,学会了游泳的人,表现如鱼得水的愉快,难道和溺人者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是赞美溺人者吗?但是,那本笔记周总理的讲话在说到西方19世纪文学时,那本笔记他说:要批判,先要介绍。介绍时,我赞成最好写个序言,指出这些作品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陈毅副总理讲话涉及19世纪文学时,他说:无条件崇拜不正确,无条件否定也不正确,应该采取承认长处,抛弃糟粕,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学习、创造的态度。这样,会议的批判调子也就降温了。

  

但是不知怎么的,可惜,你读着读着,可惜,你我感觉小说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像作品的标题显示的那样,作者要伸张正义,作者在伸张正义。通过一位在公安战线多年工作的老警察王公伯,顶着“四人帮”强大压力,坚持为一位善良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感受的正是人民公安人员那一身凛然的正气。他深深地同情被侮辱、受损害的人民,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真正的罪犯“四人帮”及他们的代理人。他献出满腔热情,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正义必伸,邪恶必惩,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行动的指南,也是历史必然的逻辑……我感觉正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感、庄严感、使命感,使作品显示恢宏的气度。小说有一种像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佳作那样的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断然贬斥,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追求、这种激情所构成的作品的基调是非常可贵的。我坦白地说,读着这篇文字稚嫩而又文气不俗、含着“真金”的手稿,面对着受损害被侮辱的善良人们的遭遇和伸张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我好几次想起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样一篇作品是不应该轻易被退稿的;但是目前又还达不到发表水平,除了文字稚嫩、粗糙,结构也不甚讲究,表达方面也有好些欠缺,人物形象完成得不够丰满,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粗疏,细节上也有漏洞……总之,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写作经验的新手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趋势、时代大潮、人民呼声、人物精神闪光点的敏锐感觉和捕捉,以及大胆的表现,这恰是某些写作技巧、经验丰富的作者反而欠缺的。这篇作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不同凡俗的“潮头”作品。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即便只有六七分、七八分的把握,也不宜放弃。

但是朝垠的身体变坏了,记条文不记面黄肌瘦,记条文不记四肢无力。不仅胃病加重,而又被怀疑有肝炎。这种情况下,组织上批准他半年假期,回北京治病养病。朝垠回京后,严重的胃溃疡使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休闲的日子一个朋友偶然带他去看了一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向来好发议论的朝垠,在给干校好友的一封信中,无意中流露了一句话:看了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真不知奇袭白虎团“奇”在哪里?谁也没料到,此信被同宿舍的另两个人看见了,竟当作了一回事,他们悄悄给江青、姚文元写了信,说是此地有人攻击革命样板戏云云。那时检举揭发盛行,这两人也学做了这样的事。也在干校劳动的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多少年后曾颇有感慨地说:要是这样的信,触动了江青的某根神经,她批了个什么话,不用说王朝垠遭灾,连我们整个五连(指中国作家协会)也担当不起呀!幸亏江青、姚文元那儿未见动静,但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此悬在五连和当事人王朝垠头上。尽管手术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且这个大龄青年(时年36岁)还在北京找了个对象刚完了婚。干校有关部门还是一封又一封信,催促王朝垠赶快回干校接受批判,检查“攻击”样板戏的“罪行”。这是王朝垠生活历程中经受的第二次打击,这一打击也影响了王朝垠若干年,不用说“纳新”无望,分配工作也无望。试问当时哪个单位敢要一个“攻击”了革命样板戏的人?直至三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政治气氛有了改善,《人民文学》正在筹备复刊,原单位才敢要了这个人。但平心而论,人而政策正舒芜的检讨自己、人而政策正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主席(原来兼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但是,是对人的他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对人的他不光胡风毫无精神准备,对于梅志,那在数十年艰苦生活中学得的经验,也完全没法用上了。胡风被关进监牢,柔弱女子、童话作家、携儿带女的梅志,立刻要面对最严峻的现实。第一个十年,她成为“反革命家属”,当各种屈辱的待遇纷至沓来,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她却练出了那沉着、冷静的刚性。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终于被允许探监。梅志孤身一个来往于住地与遥远、陌生的监狱间,第一次探监就给丈夫带去他平日最喜欢吃的菜,显现她对他的体贴、深情,一如既往;在有限的会见时间里又急忙向他报告孩子们自尊自强自求上进的情况,给予他精神上莫大的宽慰。胡风这位在极端的困境中仍然倔犟执拗,自制力极强的人,此刻脸上才绽开了一丝笑容。可以想见,妻子对他的温情安慰,如明媚阳光,和煦春风,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他感知生命有了希望!这对他是至关紧要的。第二个十年,梅志跟丈夫一起远去四川,后来为了照顾身体日衰的丈夫,干脆申请住进监牢里去。一个政治上极纯洁清白的女子,一个童话作家,甘心情愿忍受别人以“反革命”目之、待之的屈辱,为了那同样清白无辜的丈夫,她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是一般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吗?最后几年,胡风先生这位倔强的人,终于陷入可怕的精神分裂之中,当他精神错乱之时,他怒骂甚至殴打过自己最亲的亲人梅志……我不忍心当着梅志的面,细问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但是,又回到他在错误路线下,又回到他是不是一片黑暗,没有美好的、光明的,值得赞扬的事物呢?是不是表现了光明、美好的事物,就是“歌颂错误路线”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牵涉到基本的美学观点问题。我认为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美和丑,从来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存在,而是伴生的、成对的出现。在黑暗的旧社会,尚且有光明、美好、善的东西存在;在光明的新社会,这种光明、美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更是大量存在。“十年浩劫”期间,有一条“左”倾错误路线,这条路线制造了罪恶,制造了丑恶黑暗的东西,广大人民受了害。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这条“左”倾路线,是非真理还在人们心里。光明、美好的东西还在,善的东西还在,它们是同这些黑暗的、丑恶的、错误的东西相对立,相斗争的,并且在斗争中曲折地生长、发展。否则人民怎么取得了胜利呢?“四人帮”这类反党反人民的丑类,怎么终于覆灭了呢?所以,应当将错误路线和人民(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尽管是在错误路线下,也应当审慎地、仔细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美和丑,善和恶,光明和黑暗。只应该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而不该否定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还要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一刀切”,绝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至于肯定错误路线下,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种认为在错误路线下,只能写丑恶、黑暗的东西,而没有光明、美好的东西可写;或者认为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但不敢写,不能写(怕被指责为“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又认为只能揭露(揭露错误路线,这是应该的)而不能歌颂(歌颂人民中间的美好事物有何不对);只能写压抑沉郁的感情,而不能写明朗向上的感情……这都是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于创作并不利。因为它不符合生活的辩证发展和辩证地反映生活的要求。我绝不反对、并且赞成写一些揭露十年浩劫中的“左”倾错误路线,暴露它制造的丑恶、黑暗和罪恶的作品,包括揭露五七干校中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描写他们内心感受的深沉痛苦,这有助于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题材。同样也可以写在错误路线下存在的光明美好事物和美好、向上的感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能简单地、轻率地认为这样写就是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即使不是歌颂错误路线也被指责为“轻飘”、“不深沉”。比如诗人臧克家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要下干校去,这确实是“左”倾错误路线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诗人并没有屈服。他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由此我想起一个比喻:奉行极“左”路线的人把人投入水中是为了溺死他,(他们确实溺死了不少人!)谁知他在水中反而学会了游泳,如鱼儿一般自得,这恐怕大出溺人者的意外,也不是他们的初衷吧?那么,学会了游泳的人,表现如鱼得水的愉快,难道和溺人者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是赞美溺人者吗?

但是,写字台前,周总理的讲话在说到西方19世纪文学时,写字台前,他说:要批判,先要介绍。介绍时,我赞成最好写个序言,指出这些作品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陈毅副总理讲话涉及19世纪文学时,他说:无条件崇拜不正确,无条件否定也不正确,应该采取承认长处,抛弃糟粕,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学习、创造的态度。这样,会议的批判调子也就降温了。但是不知怎么的,摆弄刚才看本读着读着,摆弄刚才看本我感觉小说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像作品的标题显示的那样,作者要伸张正义,作者在伸张正义。通过一位在公安战线多年工作的老警察王公伯,顶着“四人帮”强大压力,坚持为一位善良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感受的正是人民公安人员那一身凛然的正气。他深深地同情被侮辱、受损害的人民,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真正的罪犯“四人帮”及他们的代理人。他献出满腔热情,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正义必伸,邪恶必惩,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行动的指南,也是历史必然的逻辑……我感觉正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感、庄严感、使命感,使作品显示恢宏的气度。小说有一种像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佳作那样的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断然贬斥,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追求、这种激情所构成的作品的基调是非常可贵的。我坦白地说,读着这篇文字稚嫩而又文气不俗、含着“真金”的手稿,面对着受损害被侮辱的善良人们的遭遇和伸张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我好几次想起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样一篇作品是不应该轻易被退稿的;但是目前又还达不到发表水平,除了文字稚嫩、粗糙,结构也不甚讲究,表达方面也有好些欠缺,人物形象完成得不够丰满,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粗疏,细节上也有漏洞……总之,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写作经验的新手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趋势、时代大潮、人民呼声、人物精神闪光点的敏锐感觉和捕捉,以及大胆的表现,这恰是某些写作技巧、经验丰富的作者反而欠缺的。这篇作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不同凡俗的“潮头”作品。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即便只有六七分、七八分的把握,也不宜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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